河南延津:蛐蛐民俗文化成风景

在河南延津县，每年差不多从立秋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就会有人毫不吝啬地投入精力和财富到搜寻蟋蟀（俗名蛐蛐）的工作中，为的是从这种仅能存活百天左右的昆虫中，挑选出更能“战斗”的佼佼者。

一般来说，斗蛐蛐的过程最长不会超过半个小时。巴掌大小、材质不一的圆钵是它们的战场，对垒的双方在斗草的撩拨下周旋，瞄准时机跳将上去狠咬一口。

为了这近乎电光火石间的较量，不少蛐蛐玩家们要在每年天气最热的时候远赴异乡，在田间地头大路边呆上个把月，风吹日晒，从“撬子手”或者二道贩子那里，花费不菲的金钱将优质的蛐蛐收入囊中。

更有甚者，会穿上长衣长裤、带上头灯、腰系挎包，在深夜一头扎进玉米高粱围成的青纱帐，为捕捉蛐蛐中的“精英”而斗智斗勇至深夜，或满载而归或来日再战……

8月24日下午，刚睡醒的董瑞印在小屋里侍弄蛐蛐

收获颇丰的“撬子手”

最贵的上万元

抓蛐蛐一个多月赚6万多

粗粗算来，延津县德士村村民董瑞印从事“撬子手”这个职业，已近20年了。每年的7月中下旬开始，他都要经历2个月的昼伏夜出生活。

8月24日这天，他睡到了下午3点多。醒来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操持他在延津县德士村村口“酒店”的生意，而是钻到他养蛐蛐的小屋里，照料它们的饮食起居。

“换钵”是董瑞印三天一次的固定动作，为了不伤到蛐蛐，整个过程他都小心翼翼：带好头灯之后，先拿来一个干净的圆钵，用带管的瓶子将纯净水注到指甲盖大小的碟子里，将小碟子放进圆钵，然后搁上一粒玉米，再用“提笼”把生活在另外一个圆钵里的蛐蛐取出，用一端是羽毛的驱棍把蛐蛐从提笼里赶到新的钵里,然后清理空钵里留下的玉米残渣和盛水的碟子，转移另一只蛐蛐……

用提笼将蛐蛐转移到新的圆钵里。

董瑞印说在他养蛐蛐的小屋里，一共有300余条品相不一的成虫，每次给他们换钵添食都要花去他近两个小时的时间。董瑞印如此煞费苦心不为别的，只为这些蛐蛐能在被买主带走之前保持健康，让自己每晚熬夜的辛苦不被意外给枉费了。

2017年这一季（7月中旬到9月中旬），截至8月24日董瑞印已经卖出400余条蛐蛐。加上21日那天售出的那只上万元的极品，他今年卖蛐蛐的收益已超出6万。虽然这个收益在延津县“撬子手”里已经是名列前茅，但董瑞印说，这距离他的预期，还差那么一段距离。

那只售价上万的蛐蛐，是今年延津县到24日为止售价最高的。若是旁人，肯定会放炮仗图个好彩头，但董瑞印说他从来不放，“没意思。”

在董瑞印的小屋里，还有一只被他寄予厚望的蛐蛐，凭借多年来玩蛐蛐的经验，他为这只蛐蛐估价4万。

他炫耀般地向红星新闻记者展示了那只个头较大的蛐蛐，与其他养在圆钵里的蛐蛐不同，他还特意给这只蛐蛐弄了个“独栋别墅”——一个长约7厘米的瓷质盒子：用斗草撩拨，它只是抖动翅膀将前额下两个牙齿张到极致，而不像其它蛐蛐那样叫出声音。

董瑞印的心理价位是4万元。

“这是‘叫无声’。”董瑞印解释，比赛中蛐蛐一般都会叫，一来威胁对手增加自己的士气，但也让对手警觉做好战斗准备。而不会叫的蛐蛐，比赛中肯定会出其不意打对方措手不及，“不叫的狗咬死人，一个道理。”

从1997年售出第一只冠军蛐蛐到现在，董瑞印抓住商机，在德士村蟋蟀市场第一个摆摊卖蟋蟀用具，如今已经成了当地第一大户。开宾馆、出售蟋蟀用具外加捕售蟋蟀，每年能收入30万元左右。另外，他还自己参加斗蛐蛐比赛。

驰名全国的“斗蟋”产区

20年前还籍籍无名

现在已有十几个蟋蟀交易市场

作为大宅门里的“玩意儿”，有钻研蛐蛐的学者考证，国人把玩蛐蛐的历史已近千年。

痴迷于蛐蛐的人们相信，因水质和土壤利于其钙化，东经116°30′——117°30′之间的这个狭小区域内出产的蛐蛐，彪悍善战。其中又以泰安市宁阳县和德州市宁津县出产的蛐蛐最负盛名，也因此，历史上宁阳和宁津为王孙贵族进贡了大部分“斗蟋”。

作为非传统“斗蟋”产区的河南延津，是什么时候开始吸引国内蛐蛐玩家的视线，一跃成为河南最大的蛐蛐产地的呢？

传说很多，但最能让人信服的，是“上海钣金工”的说法。1996年，在上海做汽车钣金工的德士村一杨姓小伙，第一次把酷爱斗蛐蛐的外地人带回了村子，并花了50块钱从村里买走了一只蟋蟀。

次年，德士村村民董瑞印捉的一只蛐蛐在上海夺魁后，延津蛐蛐名声大噪，开始吸引上海、江苏、浙江、陕西、山西、北京、天津等地的蛐蛐爱好者慕名而来，也是在这一年，德士村成立了河南境内的第一家以买卖蛐蛐为主业的市场。

蛐蛐市场一角。

经过近20年的发展，随着市场迁至省道附近，德士村蟋蟀交易市场向四周分散，以德士村蟋蟀交易市场为中心，形成了李元屯镇、老仪门、南宋村、班干村等十几个蟋蟀市场，在这些市场的带动下，临近延津的县市的人也开始捉蛐蛐来卖。

由点带面，甚至当地政府也参与进来，还成立了“蟋蟀民俗文化协会”。在董瑞印酒店前台的桌子上，放着一摞名为《蟋蟀的捕捉鉴别技巧》的小册子，售价5块。

董瑞印家酒店外墙上的牌匾和民俗文化协会张贴的市场公约。

小册子分为四个部分：通告、捕捉蟋蟀的一般技巧、蟋蟀的鉴别技巧和蟋蟀术语释名。很多想从蛐蛐上找到发家致富门路的人慕名而来，他们住在董瑞印的酒店里，向他请教捉蛐蛐和鉴别是否凶猛的技巧……

8月25日下午，在董瑞印的酒店大厅里，洛阳的一个70多岁的老人在女儿的带领下，开车近4个小时前来取经。他随身携带的瓶子里装着他在洛阳捉到的几只蛐蛐，“想让董老师看看有没有（可以打比赛的）蛐蛐。”他告诉红星新闻，虽然最后的结果不理想，他带来的几只蛐蛐没有一只能入得了董瑞印法眼的，但依然感觉收获很大，“明天早起去市场上感受感受学习学习。”

从洛阳赶到延津的一位老先生，他带着从家里捉到的蛐蛐，让董瑞印过目。

而来自江苏徐州的一位女士，她央求董瑞印为她买来挎包、头灯、竹筒、网兜等工具，准备晚上跟随董瑞印到田间，亲自学习捉蟋蟀的方法，“昨天来的，拿了六百块钱，除却吃住买工具，也只能剩下返程的车票钱了。”

随着德士村蟋蟀的扬名天下，类似他们这样想从蛐蛐身上赚钱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慕名而来，融进人潮涌动的交易市场和捕捉蛐蛐的大军中，做起了“万一能实现”的发财梦。

并不容易的抓“虫”工作

大热天“潜伏”玉米地

“一般人吃不了捉蛐蛐的苦”

8月25日，晚饭后，带着徒弟和女婿，董瑞印驱车出发了。

跟在他后面车上的，是来自河南周口的蒋先生夫妇和江苏徐州的那位女士，他们是董瑞印新收的“徒弟”。当晚的捕虫队伍因为新人的加入，变得庞大起来。

夜捕出发。

一路上，董瑞印的女婿何文涛向红星新闻记者讲述了自己在捕蛐蛐时的有趣经历。

“我跟媳妇儿认识之后就跟俺爸一块捉‘虫’了。”何文涛说，在德士村，蛐蛐一般被撬子手称为“虫”，已经从事这个行业七八年的他每到七八月份，便住在岳父家里，昼伏夜出跟随岳父捉蛐蛐。这也为他带来了不少额外的收益。

驱车大概半个小时后，一行人在一片青纱帐间的小路上停了下来。董瑞印说，他卖出上万元高价的那只蛐蛐，就是在这一方地里捉到的。之后，是换衣、戴灯、系挎包、理工具、拿诱饵、换鞋子，3名老手整齐划一动作娴熟，3名新手跟着他们学着。准备完毕之后，一行人浩浩荡荡钻进了玉米地。

一开始，董瑞印详细地讲解着什么样的蛐蛐能被拿来卖钱，“这是油葫芦，这是三尾，这是棺材板，都不行，这个才是蛐蛐。”在他的眼里，只有能被拿来卖钱的虫才能称为“蛐蛐”。

没过头顶的玉米稠密而健壮，玉米叶子拉在脸上火辣辣地疼。

在稠密的玉米地里，虽是深夜但也闷热异常。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蒋先生夫妇受不了了，钻出了玉米地。蒋先生脱下套在身上的长衣，已经被汗水浸透，拿在手里拧了拧，汗水滴滴答答落在地上，“一般人真吃不了捉蛐蛐的苦。”他说着，突然变得狰狞起来，汗水浸到了被玉米叶拉破的伤口上，“疼！”他闷声吼道。

没一会儿，江苏徐州的那位女士也受不了了，“捉了几只当样品就行了，今天晚上肯定捉不到好蛐蛐了。”她一边安慰自己，一边从包里拿出毛巾揩拭脸上和脖子里的汗水。随后，3个新手坐在路边，交流起实践的心得来。

董瑞印师徒三人坚持得更久一些。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奋战，当晚11点半，他们满载而归。走到扎营处的一瞬间，几个人便瘫坐在地，脱去长衣雨鞋，巨大的汗味和脚臭味扑面而来。

第一个收获。

3名新手顾不得这些，打开头灯凑了上去，董瑞印师徒几个开始交流当晚捉蛐蛐的心得。他们把装在竹筒里的蛐蛐一个个甩进网兜里，按品相依次分档，分别将蛐蛐装进不同的圆钵，用皮筋绷住后开始闲聊。几名新学员听得仔细，不时将自己不懂的地方提出来与董瑞印师徒交流。

休息之后，董瑞印师徒驱车离去，“到两点多还得再来一次，听声，好蛐蛐叫声闷，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听到。”

当晚的“听声”一直持续到次日的凌晨两点半，等跟随他们回到位于蛐蛐市场旁的住处时已是凌晨三点，市场管理方已经开始布置摊位，早餐摊儿已经开始为即将到来的虫买家准备早餐了。

来自异乡的“虫客”

在市场与“撬子手”讨价还价

有人为斗蛐蛐输掉两套上海的房

董瑞印除了捉蟋蟀，还经营着与蟋蟀相关的配套产业：网兜、豆草、灯具、圆钵、竹筒、饮水皿，这些养蟋蟀斗蟋蟀必须的东西，在他的摊位上都能买到。

在摊位的外侧，则是他为来自异乡的虫客们准备的桌子：大桌子一天租金100元，小的10元。凌晨三点十五分，从地里有所斩获的撬子手便陆续赶到蛐蛐市场，而在十几分钟后，操着各式普通话的虫客们来了，还不等他们坐稳，他们便被熟悉或不熟悉的撬子手包围……

天蒙蒙亮，但蛐蛐市场已经忙活了好一阵了。

因为头天晚上收获颇丰，董瑞印这天颇为兴奋，他招呼着徒弟和女婿将头天晚上捉到的好虫拿出来让不同的虫客过目。

“看看这个咋样？”董瑞印对一个操着上海口音普通话的虫客说。

“个头够，但牙有点薄了。”虫客自称叫老薛，左手腕上带着一串粗大的金链子，因为经常来，所以他与董瑞印很熟悉。

“这样的牙还薄呀！”董瑞印不服地说。

在老薛看了几条虫都不十分满意之后，便对董瑞印说“把你的好虫拿出来吧！”董瑞印嘿嘿一笑，把自己的镇馆之宝“叫无声”拿了出来，两个人交流了许久……

忙碌一夜的董瑞印坐在自己售卖蟋蟀用品的摊位前，睡着了。

在蛐蛐交易市场，董瑞印前不久一只虫卖了上万元的事情仍是不少虫客的谈资。

“卖给天津的一个富二代了。”一名来自山东的虫客告诉红星新闻，那名玩家在整个圈子里都很有名，“是个大玩家！”

而在人流还没到鼎盛时，就有人开始放炮仗了，这是这个市场的规矩，一只虫卖到一千以上的价格，撬子手都要放炮仗，“图个彩头。”一名睡眼惺忪的范庄村村民告诉红星新闻，他是这天第一个放炮仗的人。

在另一侧的摊位上，虫客与本地撬子手也开始了交锋。一条好虫在撬子手抬价到1800元之后，交易宣告终结，虫客放弃。

“你就是太年轻，自己说的1500我给了，还要坐地起价300，不收了。”肤色白皙的一个中年虫客气愤地说。话还未落音儿，撬子手拎起提篮拂袖而去……而在虫季，这样的讨价还价每天早上都在上演。

虫客与撬子手讨价还价。

原本一文不值被用来喂鸡的蛐蛐，经过一层层的加价炒作，从延津县村民的手里进到虫客和蛐蛐贩子的手里，它们坐着各种车辆前往全国各地的蛐蛐爱好者手里，养至白露，便又一个个走向战场，在“争斗”中走完自己本就不长的一生。

来自上海的老刘已经是今年第二次来延津了。因为酷爱蛐蛐，他被虫友戏称为“老蛐蛐”，65岁的他罹患高血压糖尿病，他自称从“穿开裆裤”就开始玩蛐蛐，“快50年了。”

在虫友眼里，平日在家不斗蛐蛐的他“蔫不拉及”，但一到每年的这个时候，听到蛐蛐叫的他便开始生龙活虎起来。

因为早年嗜赌，斗蛐蛐输掉两套上海的房子之后，他开始“集约化经营”，每年不顾酷暑加入撬子手的行列，亲自下地捉蛐蛐，“爱好，没办法，只能这么干。”

他回忆起去年在延津捉到的那只红蛐蛐时双眼放光，“厉害！太厉害了！”他期待今年还能像去年那样好运，能从延津的青纱帐中再淘出一个极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