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至2016年1月,七年来,四川成都金牛区人钟啸伟认为自己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等死。
原本打算2009年“五一”结婚的他,婚前检查时,血样经成都市疾控中心送检,四川省疾控中心确证其血样HIV抗体为阳性。
钟啸伟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因为“等死”的7年间他身体无任何艾滋病人症状,于是他于2015年12月25日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抽血检查,结果显示其HIV抗原体复合检测为阴性。他将此情况反馈给金牛区疾控中心,经查仍为阴性。
金牛区疾控中心疾控三科工作人员今年3月27日告诉澎湃新闻,工作多年第一次遇到钟啸伟这种情况,他们也不敢相信,并于2016年1月22将钟啸伟血样送检,得到的结果依然是HIV抗体阴性。
当年对血样进行检验的四川省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说,钟啸伟送检的血样至今仍保存在疾控中心,复查发现该血样的检测结果仍为阳性。疾控中心只对样品负责,至于送检血样是不是钟啸伟的,与他们没有关系。
成都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3月30日告诉澎湃新闻,由于HIV抗体不会从阳性变为阴性,省疾控中心保存的“钟啸伟”血样肯定不是钟啸伟本人的,出错可能与血样检测登记信息漏洞有关。之所以2016年才发现问题,盖因过去多年钟啸伟没有进行抽血检查。对于钟啸伟过去七年的经历,成都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也深表遗憾,希望钟啸伟通过法律程序解决此事。
钟啸伟12月1日下午说,他将在近期向法院起诉成都市疾控中心和四川省疾控中心,要求两个单位公开道歉并对他进行赔偿。
在过去等死的日子,钟啸伟习惯每天拉上窗帘。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图
婚前检查HIV抗体呈阳性
钟啸伟生于1963年,五兄妹中排行老四。7岁时,父亲因肺癌去世。35岁的母亲王素珍虽在成都市公交公司上班,但丈夫的突然离开让这个月工资只有28元钱的女人顿时经济困难。
学工学农的大环境下,钟啸伟读完小学没再读书。王素珍告诉澎湃新闻,比经济压力更大的是孩子没人管,因为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已过世,她每天凌晨4点过就得到公司上班,下午一点下班后还得进行几个小时学习,回到家是已是下午五六点钟。家里5个孩子就靠大的带小的,而顽皮的钟啸伟总是脱离哥哥、姐姐的监管,王素珍下班回家后经常得去找。
随着王素珍家五个孩子长大,为了帮助王素珍,成都公交公司就把她家五个孩子安排到公司上班,钟啸伟负责修轮胎。
王素珍说,贪玩的钟啸伟因不爽别人叫他“胎儿”(注:类似胎神,系方言,神经病之意),在撂下“不让我回家,我就弄死你们”的狠话后,公交公司就顺了钟啸伟的意。
离开公交公司后,钟啸伟在成都城隍庙摆地摊卖电器,长期自由散漫的他开始接触社会青年,偶尔也会因为这些哥们的义气和人打架。王素珍说:“有段时间派出所经常喊我去领人。”
钟啸伟说,染上江湖习气后,他觉得日子很无聊,他们一伙人经常故意激怒别人找架打,在1996年时,无聊的他沾上海洛因。
混迹社会,钟啸伟除了收获伤口和警方拘留外,还收获了同样在社会上混的成都女孩向亚玲(化名)的好感。王素珍说,向亚玲也吸毒。
钟啸伟说,两人起初在一起只是心理和生理的需要,但随着年龄增大,都意识到该从混迹社会回到正常生活,有拿手厨艺的钟啸伟就在金牛区营通街自家的门面房开了一家餐馆。
钟啸伟说,餐馆面积20平方米左右,他主厨、向亚玲打杂,两人忙乎一天下来纯利润有1000多元钱,在2008年时,这个收入水平还算过得去。王素珍说,看到儿子和“亚亚”走上正途,她也经常做些泡菜,送到店里去。
已经戒掉毒瘾的钟啸伟开始憧憬一个家庭,比他小一岁的向亚玲也有结婚的打算。钟啸伟的母亲向澎湃新闻证实,2008年年底时,两个孩子商量着2009年举办婚礼。
钟啸伟说,因为向亚玲知晓他吸过毒,为了对双方负责,便让他到成都市疾控中心做一个艾滋病方面的检查。
2008年12月的一天,钟啸伟和向亚玲一同前往成都市疾控中心抽血检查。半个月后,他们再次前往成都市疾控中心拿检测报告。
钟啸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医生当时问得特别仔细,我心里就明白“完了,我多半糟了”。他的担忧最终成了现实,成都市疾控中心2008年出具给钟啸伟的《HIV抗体确认检测报告单》显示,钟啸伟的HIV抗体为阳性。
2008年12月,钟啸伟HIV抗体检测为阳性。
“等死”的日子
对于这个检查结果,钟啸伟选择了接受。他说,之所以不质疑,一是因为自己有7年注射海洛因经历;其次,这个检查结果是权威部门出具的。
有接受检测结果的勇气,但钟啸伟却没有让这个检测结果陪伴他生活的决心,他决定等死,女朋友向亚玲的不辞而别更让他一心求死。
“我们在一起7年左右时,我被检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她可能怀疑自己也染上艾滋病。”钟啸伟说,向亚玲2009年5月离开时,卖掉了她的房子,给他留了23万元卖房款,并发了一条类似遗书的短信,至今音讯杳无。
而后,钟啸伟感染艾滋病的消息被家里的母亲、哥哥们知道。钟啸伟说,从那时起,哥哥们把他电话拉黑,母亲也躲着他。
有女朋友留下的卖房款,钟啸伟说,他全然不顾家人的态度,每天和社会上的朋友疯狂吃喝玩乐,唯独一个底线是“绝不碰女人,以免把病传染给别人”。
想死的钟啸伟把自己经营的餐馆以每平方米4000元的价格转卖。他的母亲王素珍说,她得知儿子染上艾滋病后怕得要死,当钟啸伟卖房后,哥哥们都和他断绝关系。
HIV抗体阳性的检查结果,让钟啸伟被贴上艾滋病标签。
“亲人们这样对我,对我来说毫无影响,我就横竖一条心——等死。”钟啸伟说,为了让自己死得快一点,他拒绝服用社区医院免费提供的抑制艾滋病药物。但政府还是给他解决了廉租房和低保。
30多万元卖房款,钟啸伟不到半年时间就挥霍一空。他说,那些在他有钱时围在他身边的朋友刚开始还借他钱花,后来电话都不再接听。他从那时开始,便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将房间所有窗帘都拉上后,家给他的感觉“就像是阴间一样”,自己只是出气的死人而已。
钟啸伟说,他其实也害怕死亡,过去七年从来不敢上床睡觉,在沙发上眯上眼睛就感觉死神在逼近,“简直就是生不如死”。
等不来死神的钟啸伟也曾想过自杀,无助的时候他曾用头撞墙。但一想到为他流干眼泪的母亲,钟啸伟失去了自杀的勇气。
“母亲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从小就不听话,染上艾滋病了,母亲还经常背着哥哥给我送钱。”钟啸伟觉得,如果自己一点孝道都不尽就自杀,愧为人子。由于母亲在外一个人独住,腿脚不方便,他便隔三岔五天黑后去母亲的住处做饭。
HIV抗体阳性的检查结果,让钟啸伟被贴上艾滋病标签。
没等来死亡却检出不是艾滋病
钟啸伟“等死”的日子里,虽然不吃免费发放的抑制艾滋病药物,但他每年都要去参加成都金牛区疾控中心组织的CD4检测。钟啸伟说,没有CD4检测证明就吃不到低保。
成都市疾控中心性病与艾滋病防制科科长何勤英告诉澎湃新闻,CD4是人体内一种淋巴细胞,是HIV病毒的主要受体,疾控部门通过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血液做CD4检测,判定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病毒载量变化。重庆市涪陵区疾控中心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唐医生说,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淋巴细胞大于200,医学上一般称其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HIV),低于200,则称为艾滋病病人(AIDS)。
一直在等死,却一直死不掉。2015年12月,已被确证HIV抗体为阳性7年的钟啸伟又一次前往金牛区疾控中心做CD4检测,他在看艾滋病宣传资料时,发现艾滋病病人有长期低烧等临床症状,但他回忆过去7年自己无半点异常,他为自己的情况感到茫然。
2015年12月,等死七年死不掉的钟啸伟到华西医院抽血检查,结果为阴性。
2015年12月25日,钟啸伟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前往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抽血检测。次日,当他拿到检测结果后彻底乱了套——HIV抗原体复合检测结果为阴性。
“医生,是不是搞错了?”
钟啸伟说,当时医生怼他说:“是不是你的血?”
“是我的血,但假如我是艾滋病呢?”
听完钟啸伟的话后医生回复说:“你是不是想得艾滋病想疯了?”
拿着检测报告单的钟啸伟陷入矛盾,钟啸伟说,那天自己恍惚得忘了坐公交车,一个人从华西医院步行近9公里回到廉租房。一路上不断问自己“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搞错了”。
钟啸伟还是决定把检测结果告知金牛区疾控中心。金牛区疾控中心疾控三科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她在疾控中心工作多年,像钟啸伟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
金牛区疾控中心2016年1月22日对钟啸伟进行抽血送检,其HIV抗体检测结果仍为阴性。
2016年1月,原本HIV抗体为阳性的的钟啸伟检测结果却为阴性。
仍为阳性的“钟啸伟”血样
成都市疾控中心在得到钟啸伟HIV抗体检测结果从阳性变为阴性的结果后,随即上报四川省疾控中心。
成都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澎湃新闻,2008年单位检测设备还不能做确证检测,只能是初筛,钟啸伟的血样当年送到四川省疾控中心检测。
2008年的《HIV抗体确认检测报告单》证实,钟啸伟的血样2008年12月2日送检,送检单位为成都市疾控中心,确认单位是四川省疾控中心。报告单备注一栏注明“本报告仅对送检样品负责,身份证号不详”。
四川省疾控中心宣传科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收到成都市疾控中心信息后,他们立即对钟啸伟2008年的血样进行复查,检测结果仍为阳性。该工作人员表示,实验室只对送检样品负责,当年的送检样品检测流程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只能找成都市疾控中心。
成都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省疾控中心保存的钟啸伟血样检测结果依然为阳性,所以目前能肯定2008年送检的血样不是钟啸伟本人的。这也和信息登记存在漏洞有关,因为很多艾滋病病人反对实名登记,疾控部门也不能强制他们实名制。
但钟啸伟说,血样样品是他亲自到成都市疾控中心一楼抽的血,也是成都市疾控中心的人亲自操作、封存的。
成都市疾控中心性病与艾滋病防制科科长何勤英说,事后调查有两个疑点。一是钟啸伟戒毒后于2007年到美沙酮门诊服药,2007年12月曾抽血检查,其结果为阴性;2008年7月,钟啸伟再次抽血检查,结果也为阴性;但2008年的12月,他又到疾控中心检查,被检测为阳性。“按理说,他没有感染风险,却多次主动检查。”她说,平时也有人用艾滋病检测报告逃避公安机关打击。
另外一个让何勤英不理解的是,2008年检测为阳性至2015年12月期间,钟啸伟共有13次医学随访记录,但他的CD4检测却一次都没有。“如果他做CD4检测,可能很早就会发现他的问题。”
钟啸伟说,每次医学随访他都去了,但金牛区疾控中心的医生没能在他手上抽出血,他每次都将情况反馈给了疾控中心工作人员。
3月27日,钟啸伟到金牛区疾控三科对质时,多次接受他反映情况的女工作人员表示,“每年做CD4的人那么多,记不清楚了。”
何勤英说,钟啸伟注射毒品多年,手上血管有可能萎缩,存在抽不出血的可能,但医生可以通过颈部、股动脉来抽血,“只是不清楚基层的工作人员是否这么做了。”
得到阴性的结果后,钟啸伟曾多次到成都市疾控中心讨说法。
迟迟得不到解决
钟啸伟说,2016年1月被检测出阴性后,他多次要求四川省疾控中心、成都市疾控中心给个说法。
“事情过去一年多了,他们连道歉都没讲过。”钟啸伟说,当我找省疾控时,他们说没有责任,让我找成都市疾控中心;成都市疾控中心却说由金牛区疾控中心负责解决。
金牛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是因为钟啸伟的户籍地在金牛区所以介入管理他,对于检测结果一事,他们没介入解决。
成都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钟啸伟找到他们要求内部解决,但双方没有达成一致。对于钟啸伟过去七年的经历,他们深表遗憾,希望钟啸伟通过法律程序解决此事。
澎湃新闻注意到,今年2月上旬,成都市疾控中心当着四川电视台《黄金三十分》栏目记者的面向钟啸伟表态“下个星期之内就会给你一个(答复)”。钟啸伟说,记者采访后,他再也没有得到成都市疾控中心的说法。
钟啸伟说,他也想过找律师和疾控部门走法律程序,如今自己每个月靠500元低保以及母亲的接济过活,目前还没能从过去七年每天躲在家里过活的活死人状态下走出来,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去应付法律程序。
12月1日,在第30个世界艾滋病日时,钟啸伟说,他准备向法院起诉成都市疾控中心和四川省疾控中心,要求两家单位就错误的检查结果公开道歉,并对他进行赔偿。
同时,在钟啸伟的心里,他还担心着女朋友向亚玲的安危,由于他没有向亚玲亲人的联系方式,至今他不知道向亚玲的生死。“如果她还活着,我希望她幸福,自己下辈子做牛做马去报答她,如果她因为这场误会轻生了,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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