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今夏要比往年热不少，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喀什更酷暑难耐，似火的骄阳把大地烤得滚烫。

　　晌午时分，潘玉莲给因病落残的儿子和上高中的孙女准备好了饭菜后，拎着白色编织袋上街。

　　潘玉莲75岁，由于双腿老迈且患有旧疾，在行走时只能拖着碎步，眼睛却不时环顾四周。遇到垃圾堆，她便驻足留步，顾不上腥臭认真翻捡，把能卖几分钱的瓶瓶罐罐收起来。

　　和一般的拾荒者不同，潘玉莲衣着整洁，头发梳理得很好。走在大街上，卖水果的妇女、裁缝店的师傅、烤馕的汉子，都会叫她一声“潘老师”。

　　这个“拾荒”老太太为何成了人尽皆知的老师？记者来到她那座有着60多年历史的黄色土坯房前，推开那扇油漆斑驳的红色木门，寻找到了答案。

　　陋巷响起读书声

　　1992年，在外地打工的失意，让潘玉莲打定主意回家乡——喀什地区疏勒县疏勒镇。

　　家里的老房子没变，黄色外墙没有记忆中那么鲜艳。就是在这老房里，潘玉莲度过了自己的童年。父亲是汉族，母亲是维吾尔族，这也让她成为当地为数不多精通两种语言的人。

　　一天，潘玉莲见到邻居两个孩子在门口玩耍无人看管，就把他们领回来，一边做饭一边教他们识汉字。几天工夫，孩子真的学会了不少。

　　她所在的新市区社区，维吾尔族家庭占到三分之二。“这些娃娃家里多半是低保，父母打工忙到很晚，文化不高辅导不了功课，成绩就这样落下了。”

　　潘玉莲在外面闯荡过，她知道，语言不通，孩子的发展会被限制住。于是，她萌生了办小课堂的想法。一张小茶几、一块小黑板，刚开始只有两个孩子，后来慢慢变成5个，越来越多……

　　通常，上午是潘玉莲的拾荒时间，出去走一大圈或许能捡到十几个瓶子，每个3分钱。

　　收废品的周萍总会再添几角钱给潘玉莲。她知道，这钱“潘老师”是花在孩子们身上的。

　　卖废品的钱被她一角一块地码好，装在塑料袋里收起来。

　　隔一段时间，她会到杂货店买些新本子、铅笔，还有小红花贴纸。最贵的是每月35块钱一罐的花果茶，再买包冰糖。

　　有些孩子放学过来没吃饭，她就烧水泡冰糖花果茶给他们就着馕吃。“有我一口吃的，就饿不着娃娃。”

　　潘玉莲每月只有300多元的低保，还要照料因病致残的儿子和一个上高中的孙女。她自己常常只有中午做顿饭，晚上要教课到深夜，烧点开水泡馍馍吃就对付了。

　　喀什当地课外补习班的费用一个月少说也要三四百，别人劝她象征性地收些学费。

　　潘玉莲说：“进了我的门，就是我的娃娃，哪有跟自己娃娃要钱的？”

　　就这样，她开办的小课堂一分钱不收，还给孩子们管饭、发文具。她一个人辅导5个年级几十个孩子的语文、数学、外语。

　　她把家里最大的一间房腾出来，改成现在的小教室。自己吃饭、睡觉都挤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里，墙旧了就拿宣传画贴一贴，旧家具凑合着用。不同的是，这里一分钱不收，还给孩子们管饭、发文具；这里只有一个老师，辅导5个年级几十个孩子的语文、数学、外语。

　　在她屋里，最新的东西就是堆满书桌的字典、辅导书，还有一沓厚厚的A4纸装订本。那是潘玉莲找打印店帮她做的表格，上面登记着自己教过的每个孩子的信息：姓名、家长联系方式、本人表现、家长意见……

　　25年，2000多个孩子从这里走出去。他们有的考上了外地的大学，有的已经成为医生……

　　坚持、真诚、和善的“奶奶”

　　每到黄昏渐近，潘玉莲的精神头都会好起来。

　　下午5点多，她开始不时地看表，简单梳理一下头发，打开小课堂的木门，卷起已经灰白褪色的布门帘。

　　刚过6点，潘玉莲就走出去倚在大门边。不久之后，门前这条土路会变得热闹起来，放学的孩子打闹着向潘玉莲的小课堂跑来，扬起的沙土混合着说笑声。

　　“老师好！”五年级的苏麦耶领着一年级的妹妹走进来。

　　孩子们陆陆续续到齐，把作业本交到潘玉莲手上。她坐在教室门口的凳子上批改作业，左胸前的口袋里插着一红一黑两支笔。

　　教室外面，学生从小到大排着队，有的孩子手里捧着《唐诗三百首》默背，等候即将到来的检查。

　　潘玉莲迅速地批改着作业，给满意的粘上红色的笑脸。

　　孩子们一个个进来领回作业本，小课堂很快坐得满满当当。

　　20多平方米的土房里挤着14张旧课桌。人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个孩子。教室里坐不下，潘玉莲领着他们到后院果园里上课，坐在桃树、杏树、无花果树下。

　　潘玉莲从盒子里挑出一块勉强可以用手捏住的粉笔头，站在黑板前，课要开始了。

　　面向黑板写字的时候，潘玉莲佝偻着的背部比往常挺直了很多。她一笔一画地写标题、抄生词，转过身面向挤巴巴的教室，板着脸、眼神犀利，大嗓门地讲起课文，讲到激动处忍不住比划两下。

　　教室前面两块大黑板，每个年级会分到一小块。孩子们每天都要上“黑板测试”，掌握了当天的上课内容才能回家。

　　一年级的艾尼凯尔今天的“上黑板”测验终于通过了，略带哭腔地和老师潘玉莲说再见，被早已等候在外面的妈妈领回家。

　　“家长也都支持我，从不为早点下课向我求情。”潘玉莲说。

　　“潘老师教孩子有自己的一套法子，上过她小课堂的孩子就是不一样。”镇泰小学的老师说。

　　“哪有什么法子，我一天师范没上过，又没干过老师。”潘玉莲笑着说，“全是笨办法，手抓着写，一遍不行写很多遍。”

　　和学校教学不一样，她的小课堂更舍得在孩子身上花时间，她自己更像一位严厉的奶奶。

　　“天底下哪有笨娃娃，一遍遍讲，肯定能教会。”和孩子在一起时，潘玉莲特有耐心。

　　刚来的娃娃都怕上课严厉的潘老师，但呆久了，他们就能体会到她的好。

　　一个雪天的清晨，苏麦耶的妈妈像往常一样骑电动车送她和妹妹来潘玉莲家上课，不料途中轮胎打滑，３人被甩到了路边，电动车也摔坏了。

　　潘玉莲看到母女浑身被雪水打湿的模样，赶紧拿毛巾帮忙擦干。43她告诉孩子的母亲“以后中午不用来接孩子了，留下来和她一起吃饭”。后来，离家远的学生都被留了下来，所有人的午饭都由潘玉莲来承担。

　　慢慢地，社区的左邻右舍知道了这件事，他们便自发给“爱心小课堂”送饭，馕、馍馍、鸡蛋，有什么送什么。

　　23岁的艾比布拉·吾叔尔是南华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大三的学生。他清晰地记得，17年前在潘玉莲的小课堂里，自己因为“上黑板”写不出来哭过鼻子，也是在那里，他学到了很多影响一生的品质。

　　“潘奶奶的那种坚持、真诚、和善，到现在都一直影响着我，让我想要去不断地改变自己，让我变得越来越好。”

　　每逢寒暑假，那些考学出去的孩子回到疏勒，总要赶紧回小课堂去看望潘玉莲。

　　“他们回来后教我英语，还跟我一起教课，会跟现在的娃娃讲很多自己的体会。”潘玉莲说起这些时一脸骄傲。

　　“下半场”人生 别样精彩

　　“爱心小课堂”改变了孩子们的命运，也开启了潘玉莲别样的人生。

　　年轻时不幸的婚姻，给潘玉莲留下一个儿子。为了养家，她把孩子丢给父母，外出打工，做过餐饮，跑过运输，甚至做过泥瓦匠输。1992年，打工的积蓄在一场意外中化为乌有，潘玉莲到老家。

　　50岁那年，潘玉莲的小课堂“开张”，开启了她的“下半场”人生。

　　25年，教与学，陪与伴，成为潘玉莲和孩子们之间微妙的彼此依赖。

　　为了教好娃娃，只读过高中一年级的潘玉莲开始了对自己的严要求。巴掌大小的本子扉页上，写着“每天背三首古诗”，里面抄录着古诗，随手翻开背诵、温习。这些年她一直坚持自学，读论语、学英语、偶尔还练练毛笔字。

　　有一次，她差点就放弃了小课堂。

　　1998年，潘玉莲收到一封邀请函。年少时，潘玉莲在学校系统学习过俄语，乌鲁木齐一所学校特意想聘她任教。邀请函言辞恳切，所开报酬可观。她清楚，这是改变困顿生活的机会，年纪再大一点，外面的世界就不再属于自己了。

　　经过一番思考和挣扎，潘玉莲来到乌鲁木齐。

　　很快，手机铃声不断响起，“潘奶奶你去哪里了？”“奶奶你家里怎么没人？”“奶奶今天我考了第一名……”电话那头是七嘴八舌稚嫩的声音，提醒着她遥远的地方有一群孩子需要她。

　　“我那时才发现，和孩子们在一起，才算是好生活，说什么我都要回去。”潘玉莲毅然辞职返回疏勒。

　　7年前的一天，潘玉莲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等待着孩子们放学。远远地，看到孩子背着手走过来，脸上带着调皮的笑。走到她面前，刷地一下从背后拿出一大盒鲜花，齐声喊着“生日快乐”。

　　原来，潘玉莲一次无意间说出了自己的生日，孩子们悄悄记在了心里，“谋划”了一场惊喜。

　　这盒花，已经放干，被潘玉莲珍存在家里唯一的橱子顶层。

　　2017年元旦，在“爱心小课堂”上课的38名孩子自发带来了彩带、气球、拉花，把教室装扮得喜气洋洋。几个调皮的小男孩给潘玉莲捡来的流浪狗琪琪也带上了花环。“这也是我们的家，要把打扮漂亮，和潘老师一起过节。”

　　小教室斑驳的墙壁上，贴满了孩子们的水彩画。今年六一前，用领到的A4纸和彩笔，阿依米热画了蓝天、绿树和拿着气球的小姑娘，底下写着一行字：潘老师，我们爱您。

　　她常给人说，要是没有这群娃娃，没有给娃娃上课的盼头，都不知道漫长的白天怎么挨过去。

　　夜深，随着最后一个孩子跟着家长离开，潘玉莲合上“教室”那咯吱作响的木门，过道的灯灭了，院子里安静了。潘玉莲回到自己10平方米的小屋。这就是她的一天。

　　潘玉莲家的窗台上，放着一张5寸的半身黑白照。那是她最喜欢的一张照片，照片上，十八九岁的潘玉莲穿着领口绣花的衬衣，隽秀的眼神清澈倔强。

　　她教过的娃娃都说：“潘老师最美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