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机构改革的力度，超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一次，当然也超出公众预期。

　　这两天，人代会对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审议中，不少代表对其“力度之大、触及利益之深、重构性之强”，都用上了“前所未有”这样的词。

　　按照方案，国务院机构改革完成后，将减掉8个正部级机构、7个副部级机构，这样大规模的“瘦身”甫一公开，就受到舆论广泛关注。但“前所未有”的不仅仅是机构精简和体系重构，更有后续挑战。

　　在“减”与“并”之后，新的机构体系如何顺畅运作，实现初衷，恐怕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这一轮机构改革的初衷之一，是为了改变过去多部门职能重叠造成相互牵扯和资源浪费，从而提高政府的行政效能。在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各领域改革需要在深层次破冰的时代，行政效能的提升显得更为可贵，而“九龙治水”式机制造成的效能损耗，越来越显现出负面影响。

　　也正因此，本轮机构改革秉持“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的基调，大刀阔斧挥向过去职责交叉、权力分散的格局。

　　从顶层设计的角度，这样的调整无疑将从制度上压缩推诿、扯皮乃至部门间“内耗”的空间。但真正实现改革的初衷，除了框架性的制度设计，还需要细化的配套措施，以及更重要的落地实施。一项好的制度只有通过好的落地，才能最大程度合乎初衷、体现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机构改革方案获得通过的那一刻，才是真正的考验开始。

　　国务院机构调整后，地方各级政府也将相应进行调整变动，预期在年内基本完成。无论身在何种领域，经历了大调整后的政府，都需要理顺至少三种关系。

　　最直接的，当然是机构内部的关系。

　　机构调整不仅是管理职能的重新划分，更意味着对人、财、物等重新划拨，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因素，往往对改革有着极其敏感的牵动作用。机构精简，必然意味着人员精简，过去常见的“因人设岗”现象能否尽可能革除，也是机构改革的看点之一。

　　而能否及时理顺内部的协调关系，尤其是人的平稳过渡，实现“心平气顺”，将直接影响改革的成效。

　　第二层，是机构间的关系。

　　从历史的长周期看，机构改革是个不断调整、不断优化的动态过程。本轮调整创下了“历史纪录”，却也不意味着改革就此到了终点。

　　就“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而言，“原则上”这三个字，意味着特殊情况下仍可能出现职能交叉。何况，许多事本身就不可能仅由一个部门单打独斗完成。此时，机构间协同的意义就更为凸显。

　　很长时间里，横向协同不力，一直是阻碍政府效能提升的“老大难”，其背后既有有部门利益盘亘，亦有观念和制度供给层面的短板。在新一轮机构改革大致厘清机构职能边界、最大程度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之后，下一步尤需防止产生新的“藩篱”，这无疑需要进一步的制度约束。

　　而在大数据时代，部门间数据是否能够开放、共享、贯通运用，将直接决定政府行政能力和效能——显然，这也是检验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理顺这些关系，对改革落地的水平是很大的考验。而再往深处看，改革的另一层目的，是通过政府机构的优化，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这是全面深化改革所需要处理好的一对极其重要的关系。

　　高行政效率，意味着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市场活力的加法”，这在近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被反复强调。而机构撤并也好、“大部制”也好，终究是为了用一个“小而精”的有为政府，来促进市场的健康发育，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重塑一个“大政府”。

　　将行政资源从事前审批，转移到事中、事后监管上来，是本轮机构改革呈现的重要导向，其指向的也正是政府与市场间的“加减法”。

　　对接下来的各级政府机构改革而言，这一条堪比“初心”的原则，需要不折不扣地执行。

　　而执行是否不折不扣、是否诠释初心，仍需要更进一步、更为细致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