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不是新鲜词汇，但最近成了“网红”，尤其成了新闻从业者的“热词”。

    三个月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就发出博文，公开质疑是谁挖了媒体公信力的墙角。 

    几天前，山东旗帜鲜明地为新闻单位开展舆论监督“撑腰”：“省级新闻单位要加大舆论监督力度，对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省委要求不积极、不到位，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不闻不问，不担当不作为甚至违法乱纪的行为坚决予以曝光。”

    前天，中纪委机关报也发文，明确《正确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是必答题》。

    同一天，浙江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郑栅洁赴宁波日报报业集团考察时强调：支持媒体发挥好监督作用！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过去一段时间，很多地方媒体“干净”了。究竟舆论监督还能不能做，要不要做，困扰了很多媒体同仁。一些地方，阻拦舆论监督的势力总有堂而皇之的理由，甚至动不动上纲上线，跨省抓记者的例子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长此以往，媒体上的稿子都是“一片大好”。

    正所谓：“报纸干净了，社会就脏了。”

    我们先说说什么是舆论监督？它是媒体运用舆论的独特力量，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公共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

    不可否认，舆论监督往往能揭开一些“遮羞布”，让“老虎”“苍蝇”无所遁形，并推动事件得到公正处理。反过来，如果把负面报道当做舆论监督的全部，认为只有负面报道才是舆论监督，或为负面报道而监督，不惜添油加醋、无限夸张、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就大大偏离了舆论监督的本意。

    甚至有人说，监督报道就是“负面新闻”。

    提及“负面新闻”，我有话要说。

    我从事新闻工作二十多年，干过十几年一线调查记者，做过十几年新闻管理工作，一直排斥“负面”一词。  一些人认为，舆论监督传递的是“负能量”，会让人灰心丧气，对社会产生撕裂作用；更有一些人认为，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对立的、不相容的，甚至是互相抵触的。

    我也常常碰到“正面报道”“负面报道”的争论。

    其实，舆论监督也是“正面报道”。

    有些人之所以把舆论监督视为洪水猛兽，看作“负面报道”，是害怕媒体的监督，是污化媒体的监督权力。

    谁最怕呢？弄虚作假者怕，暗箱操作者怕，以权谋私者怕，索贿受贿者怕，官商勾结者怕……

   “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事实上，百姓心中的“大不平”，即是不公正、不公平、不公开行为。作为扬善挞恶的新闻媒体，必须义无反顾地担当起“剑”的角色，借助新闻报道对“恶人之恶”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力求达到好的监督效果。

    这样的新闻舆论监督，是负责任的监督，它并不只是一味揭丑、揭黑，也并不仅仅停留于撕裂社会丑恶现象的层面。它既有着良好的动机，又追求最佳的效果。它不是为了赚取眼球和点击率，不会以此为卖点，不借以出恶气、泄私愤、图痛快，更不会借舆论监督之名而行敲诈勒索之实；报道的虽然是负面题材，但不会扩大负面的人和事的不良影响。所以，不能等同于“负面报道”。因为，舆论监督有着崇高的目的：激浊扬清，扶正祛邪，伸张正义，解决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它将违背社会公理、道德、法律的人、事、行为置于公众视野之中，意在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热议，使之无可遁形。

   我记得，2011年河南省委、省政府召开省会新闻界新春座谈会上，当时的河南省委主要领导说，“舆论监督不能叫负面报道，而应是正面报道。”

   “舆论监督也是正面报道”，出自省委主要领导之口，足见其对舆论监督的重视程度。曾经，舆论监督这四个字像一座大山，压得那些满门心思GDP的各级官员喘不过起来，一旦有所谓的舆论监督，就赶紧堵赶紧塞。风风火火，忙来忙去，也只是为了保住头顶乌纱。表面看，这些官员也是在累死累活地工作；实际上，正是舆论监督的好经被普遍念歪的表现。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的把“舆论监督”与“负面报道”等同起来，要树立“舆论监督也是正面报道”的理念，不要见到记者就如临大敌，“防火防盗防记者”，更没必要“贴身”跟随，明为“协助”采访，实是干扰采访；也不必在媒体中培养“眼线”，在媒体监督之前动用各种关系“灭火”，甚至用金钱、贵重礼品收买记者等……

   这些去捂盖子，去和稀泥，甚至欺上瞒下的行为，其结果是失去民意和民心，你的一亩三分地会“越来越不太平”。